從儒學看新冠肺炎之災難

從儒學看新冠肺炎之災難**

李瑞全教授

中國哲學研究中心

這次新冠病毒的感染，從武漢地方的感染，到全中國，以至東北亞與東南亞，以及跨洋到美國和歐洲，已演變成全球性的災難。此中自然有許多技術制度與管理問題，我們可以也必須從宏觀的角度來反省這一世界性的瘟疫的科學研究、醫藥照護與社會政治制度的問题。總的來說，都是人性人情的倫理問題，儒家以仁心仁性為立足點，「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親和而理性的態度，實可以化解此中不少魔難，把疫情所形成的災難性悲劇減到最低。

這個病毒的初步基因結構序列是大陸的科學家首先確定出來，而且在2020年1月7日公告的，因而初名「武漢肺炎」，但後來為免被標籤化，世衛組織(WHO)改名為CoVir-n 2019, 後又定名為Covid-19。但由於它似乎仍在發展變異之中，它的特性也很難完全確定。它的源頭是由於某種原是寄生在野生動物，持別是某類蝙蝠身上的冠狀病毒。它與在2003年出現的「沙士病毒」(SARS)與繼後在中東地區出現的「中東病毒」(MERS)都是同類的冠形病毒，故相對而稱為，「新冠病毒」。這病毒的原始形態存在蝙蝠身上已數千年，是不會感染其他動物和人類的。由於這種病毒不容易轉變為會感染人類的病毒，其間必須經過一些轉變而在中間的宿主過轉和變異中，方可以而成為由動物感染人類，再進而成為可以人傳人的病毒。一旦成為人傳人的病毒，即可以引發區域性，以致全球性的疫症。此疫情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主要要根查兩方面的事證，一是病毒的來源，是自然的突變的結果，還是人為的基因改造，二是它如何傳播以致成災。這是我們必須追究清楚的。因為，這場災難的發生是天災還是人禍，是很必要澄清的，否則，正如之前的兩種病毒的災難，難保我們不會再遭遇第四次，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嚴重！

正如沙士病毒的出現，由於所涉及的變異和中間宿主的問題，加上近年在國際以至中國大陸的基因研究和技術的使用和濫用----科學家都搶在研究尖端的創新，因而產生很多違反國際倫理規範的研究與發展。這些國際規範是前沿的研究者所秉持的基本的科學研究和使用的倫理原則而來，詳細規範則列述於各種全球的醫藥倫理宣言之中，如「赫爾辛基宣言」等。基本上，科學研究必須有益於人類世界，不可對人類社會和自然產生不可逆反的災難性後果，這是科學家群體在追求認知世界的真實了解時的自律精神的自我要求，也是科學不受任何宗教、政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外控的理由。這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基因研究已建立的一個共識。因為被改造的病毒外泄，實可以迅速消滅全人類，當年最前沿的研究者自願先停止一年，待美國的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建立嚴密防控外泄的實驗室才再推展病毒基因的研究，這才產生今天的所謂P4級的實驗室。在開展人類基因體的全球性的合作中，除了基因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外，即同時要求有部份的人類基因體研究經費中，撥為相關的倫理、法律與社會意涵(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簡稱ELSI)的研究，預應這方面的研究可能產生的問題，以免這涉及全人類以致所有生命的研究產生全球性的災難。但是，不少科學家卻只意在尋求個人的名利而嚐試一些有違倫理的研究與使用。此如前此之所謂「換頭術」，或如前兩年的把「胚胎基因編輯」技術應用在可能有「愛滋病感染」的胚胎上誕生嬰兒，等等。在人類胚胎研究中，全球科學家的共識是只做醫療診治(therapeutic)，不做生殖性的(reproductive)研究和使用。使用和研究病毒是用以研究基因的結構與發用機制，和對治病毒所形成的疫症，不可以用來產生可能遺害世界的病毒。製造有劇烈毒性的「病毒」，用以發展為「生化武器」的研究，明顯是有違科學研究倫理規範的。此在數年前美國有一跨國合作的研究項目(目前在武漢P4實驗室的研究人員也有參與)，即經由基因技術製造「新冠狀病毒」的研究。但由於此研究改變原有的冠狀病毒產生新的病毒，而其特性和感染情況不明，對人類可以具有致命傷害的風險，因此，在研究中途，被支持經費的美國衛生研究院撤回。此即顯示科學界已具備製造「新冠狀病毒」的能力。因此，這次冠狀病毒的出現，很有理由被猜測是出自武漢一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不慎被「逃脫」出來，造成災難。依國際規範，此類病毒的研究可以在稍低一級的P3實驗室進行，因此，泄漏的可能性更高。但北京與武漢方面(特別是武漢新建的世界上最嚴密的病毒研究所，所謂P4研究所)都強烈表示與自己的研究無關。大陸官方最初推諉病毒的源頭出自被公告為最嚴重的「傳染地」的武漢「華南海觧市場」。因為，此市場出售許多「野生動物」，包括蝙蝠、菓子狸等，而確診的病例多有此市場接觸史(而在初期，官訂的醫療標準是有市場接觸史才被接受進一步的檢測)。因此，官方和專家認為新的病毒是「自然的變異」所產生。有如17年前把源自廣東的沙士病毒歸咎於某一類的蝙蝠或菓子狸之說。但由於在市場內所收集的病毒出於動物的據證不足，而且，其間的變異和宿主的難度，難以簡單的自然變異來說明，不被學界接受。

更重要的證據來自武漢金銀潭醫院的醫師們在2020年1月24日發表在國際著名學刊《柳葉刀》(Lancet)中所紀錄的41個病例中，第一個病例是在2019年12月1日在武漢金銀潭醫院入院，其後被確診為武漢肺炎，和9天之後的三個病例中的二個確診病人，都與市場無關(見以下附圖)。

(按：此處原複製了金銀潭醫院從2019年12月1日到2020年1月2日的41個病例。但未能在此Google網頁複製出來，或請讀者去參考原文在《柳葉刀》(Lancet)原圖，或本文刊在《鵝湖月刊》2020年3月號(第537期)封內頁)

但其傳染途徑也一直沒有被說明和追踪出來。在2月之前，這些案例的重要性也沒有被留意。後來中國最受信任的專家鐘南山院士指出人傳人的感染可能在2019年11月中即已開始。因此，大陸官方不得不否定海鮮市場和野生動物是病毒的來源和原生地的說法。鐘南山其後又說，雖然武漢是災情最重的地方，但病毒的源頭可能不是武漢，可能是從外地傳入的。由此大陸學界展開此一病毒是否由外地傳入武漢的議論。有一篇大陸的學術論文提出在武漢出現的病毒的基因結構是屬於第三代的變異，而大陸除了廣東一例之外，都沒有第二代的病毒流傳，而此第二代則在美國和澳洲、台灣有出現過，美國更具有全部五代的新冠病毒的紀錄云云。換言之，美國似乎是最有嫌疑是製造此一新冠病毒的發源地。但此文沒有足夠的學術理據證明武漢病毒根源自美澳台等地，中間的取樣等實有許多偏差、空隙漏洞的地方，沒有足夠的學術和科學的理據。但仍然有人由此文推論武漢的疫情是美國的陰謀，惡意在最多人流的新春期間和在春運人流中樞的武漢釋放出來的，等等！但此中諸多無根的牽連猜測，實不足以為據。最重要的關鍵是第一例的傳染病例的來源，和所謂「零號病人」出自何處，如何傳染到中間宿主和傳染到人類，以及變異成為「人傳人」的品種。若以此病毒的傳染模式和傳播的速度，和在實際上由武漢快速展開成災的情況來看，實在很難讓人相信在武漢之外或之前已有此病毒存在而不傳播。但這一個真相，恐怕在眾多被破壞的「現場」和「蓄意隱瞞」之下，實難以得到真正的澄清。但是，如果不徹底追查出疫症的來源，這種慘劇必一再發生。

總而言之，如果這是人為的基因改造的結果，這足以表示，生命之自然的歷史演化有一定的重要規範，是人類所應遵從的。人類是與大自然的物種經過千年萬代的演化而成，有相適應與互相支持的關係，任何人為的隨意改變此中的平衡，都會產生巨大的災害。因為，人類與其他物種不但有一種一體的關係，而且在生態上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體，牽一髪而動全身，所以，科學研究與使用必須遵重宇宙生化和個體生命的有限性原則。我們支持科學的探究，但研究必須在合理的規範約制之內，具有充份的或不違背基本的道德的合理性才可以進行，研究計劃和執行都必須在嚴格的監測之下進行。而使用這種有長遠影響力的工具時，更應有明確的規範和合理的要求。此可謂從事研究者也要深諳「勿忘勿助」的自我要求，遵從天地萬物一體的規範，不可妄意非為，變成「勘天害物」的戕害生命的研究。如果不遵守嚴格的研究規範，如未曾提交研究計劃，未科學與倫理審查，即屬違法的行為。這自是嚴重的違反倫理與法律的研究，按「毒樹毒果」的公義原則，其研究成果也不會被承認，也不能使用。如果已知有疏漏或缺失而不通報，不加以阻截，實已做成社會傷害事件，若直接涉及死亡，則當事人實有刑責問題。縱使Covid 19的來源為何，但在形成武漢社區全面感染的災難卻一定是人禍。

這次武漢疫情如此一發不可收拾，雖然說一個原因是一般醫師在面對此新形的病情和病毒的出現，缺乏足夠的警覺性。此固無足怪，因為是「新」的病症，它的表現尚難知了。但此次明顯是有人為的掩蓋真相和阻止他人揭發疫情的政策與行政決定在內。此如，不提供來調查的專家組以真實資料(如專家組後來受訪問時透露的，不准質疑官方數據的反應)，以至以運用政府的權力去壓制和封鎖實情，如拘控懲罰李文亮等八位醫師在個人通訊所披露的病例消息，以致製造在2020年1月初到中旬的近10天的「無新增病例」的虛假現象等等。當醫院已病情泛濫，但廣大民眾因不知實情，而仍然熱烈參加政府的活動，包括「中央的兩會會議」、「萬家宴」等等。不但政府完全無任何作為去防止疫情的傳播，喪失了近一個月的控制傳播的時間和空間，使病毒不但在武漢坐大，而且隨回鄉人流而湧向全中國，以至外溢到國外去。政府與專家的失實與失信，正是「民無信不立」，已使民眾對政府不信任，使到日後縱使有真實的訊息，切實執行的誠意等等，都受到所謂「塔斯佗陷井」的影響，不再信任政府，而產生強烈的批評和反彈，無人相信或信守相關的消息與法令。專家們在披露疫情上也有不忠實的表現，如專家組依政府要求而發表「沒有人傳人」、「可防可控」等訊息，以至只重視第一時間在國際學刊上發表論文，不着意於防治的建議和工作，而發表在國際上的學術論文居然沒有正視第一例的病人，甚致後來的論文有意把這部份的案例刪除，等等；更有所謂研究實驗室的專家推銷無實證的中藥給民眾，做成民眾哄搶，使人們對這些「專家」們懷疑與失望，以至謠言漫天。一月下旬，社會上與網路上的消息真假混亂，完全失控。在這方面，台灣的疫情指揮中心的表現實是極為專業與審慎。指揮中心對疫情報導、政令和防堵的方法等等，都由真正的專家團隊主持和發布，公開透明，完全擺脫官僚政客的搞混，澄清各種謠言謠傳，很能夠穩定民心。而台灣公民一般都很有理性的表現，如不去瘋狂搶購防疫藥物、口罩等，自動遵從公平的限購和隔離政策，口罩反覆使用，但在公共場所則為己為人而常帶口罩，和自動取消許多大小的集會聚會等，使得防疫的工作非常有效。因此，不但疫情被有力地防堵，民情安穩，而防治成績也實是全球之冠。以台灣與香港大陸的交流如此密切的情況來說，曾被國際專家們判定會成為中國外第二個疫區。但到2月底，台灣的確診數還只是在40例之下，只一人死亡，實是難能可貴，可說無一國家地區能及，無怪受到國際疫情專家們的贊賞。

由於1月中以後，在武漢傳播的情況已失控而嚴重，在鐘南山確稱有人傳人的病例之下，於2月22日突然下令封城，許多大小城市鄉鎮一夜之間都在半封城或小區控制出入的強制之中。此在疫情如此失控之下，封城是不得已的決定，若不封城恐怕真的不可收拾。但是，在沒有充足周全的預備，沒有足夠的醫藥、糧食和醫療人員物資的安排之下，也讓人民和醫護人員措手不及，因而產生巨大的社會震動，疫情一時更嚴重，而人際關係的則嚴重惡化、衝突不斷。第一線的醫療人員和設備都遠不足以應付大量的求診病人，輪候時間愈長，病人來來回回得不到診治，使醫院成為疫症最嚴重的互相感染，以致重覆感染的場地。病例以幾何級數增加，而醫護人員沒有足夠的防護器具，紛紛受感染，以致病倒受隔離，人力更減少，而且更增加了本來無病者受到醫護人員的感染而成為病人。互相感染不但增加了無數的病人，縮減了醫護的人力，和能用的防護與治療疫症的藥物。而且突然封城的決定，病情又未了解，一般的物價飛漲，以及屯積倒賣，各處地方政府扣壓必須的藥品和防護物資等等，使到人民發生恐慌，出現各種物資的搶購，和由此而生的各種人間的衝突和互相的攻擊。武漢人被歧視、追打和迫害，住所或掛武漢車牌號的自用車都會被封鎖或砸爛，甚致成為在公路上流浪無家可歸的一族。各地支援武漢抗疫的資源，也常被中間截擊，無法去到真正需要的醫護、病人手中。至於眾多在武漢和湖北感染嚴重的地區都傳出病人不得診治，在家等死，或全家染病，不得醫療而暴斃，不少兒童不幸成為孤兒以至死亡等等人間慘劇。後來為了嚴格控制人民出入活動，更動員帶臂章的街坊組織，以暴力對待出入的居民，實超出常規的合法作為，做成更多的敵視和傷害，有謂宛似文革重現，更加重了人民的災難與痛苦。本來是鄰里鄉親，一旦受到不可知的病毒的壓力，自然人人心生恐慌，對他人產生非理性而且殘酷的敵意。病疫傳到世界各國，也引起各地的排華行動。此時，我們正應發揮傳統儒家的仁愛的精神，守望相助，「親親而仁民」，互相扶持合作，「推己及人」，自動自發地採取避免傳染和被傳染的行動和生活方式，不但在實質上可以減少感染的風險，愛心的感動和受到有形無形的心理和行動上的支持，足以打破疫症當前的孤立無援的絕望狀態，心理上有同情共感的感應，生存有希望，可以打破各種恐懼與憂鬱，實有助強化身體的抗疫能力。而醫護人員雖然在巨大的工作壓力，以及冒不知的風險，能做到「視病猶親」，病人也能體諒醫護的勞苦與犧牲，發揮同情共感的情懷，幫助病人共同努力克服眼前的災難，互助互諒，相信更能有效地防止和控制疫情的擴張，以及達到緩解疫情，社會可以更快地康復。

人類的交通來往已如此頻密，空間的距離已無限縮減，亦真是生活在一共同的地球村之中，難以完全分隔。一如環境污染，病毒無國界。三月初以來，全球新增感染確診數已超過大陸，日、韓、義大利和伊朗最嚴重，此病毒實已成全球的疫症。從近二十年的新冠病毒發生的經驗，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地方的疫情，都會很快成為全球性的災難，沒有一個國家能倖免的。人類也必須接受此疫實無分國界，真正是全球一家，必須全力互相支持，共同克服我們的共同災難，這樣我們才可能有共同的美好的未來。這次疫情不但顯示科研上我們要有普世的倫理規範，因為任何一個地方的脫軌，受害的是全人類。我們更要讓科學的研究與應用公開於全體人民面前，接受全體人民的監督。這才真能使科學研究者真正能秉持良知與理性，避免受掌握政治與金錢的政黨和資本家所控制，違反和侵犯人民的安全和幸福，由人民的監察來保障科學家自由研究的權利與發展，使知情者無懼真誠地向全體人民表達科學專業的判斷。這將是人類走向團結合作，多元繁榮的和平共存的世界。生命倫理學的教育是現代社會的公民教育所必須有的一環。

在如此巨大的災難中，個人實是渺少無力，必須團結合作，發揮同情共感，一方面建立自己的意志力和愛人如己的仁心，不但自己更能面對災情而採取合理互助的措施，而在團結克服困境，患難相扶的行動中，我們實更能面對生死而無懼，也實更有利社會的和諧團結，共同為國家、為人類康復而努力。災難使人們團結和建立共同奮鬥的目標，一方面可以增強每個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災難成為發輝人性人道光芒的修煉道場，庶幾把災難化為突破自我，共同努力，重建家園的動力，實現中國一人，天下一家，真正推進我們的共同理想和幸福。

(此文草於2月29日，完成於3月2日。此誌。)

**本文原刊於《鵝湖月刊》2020年3月號(第537期)，頁0-4。